黃晶榕:國民教育,勢在必行

《基本法》委員會前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日前在《紫荊》雜誌撰文,提到香港及早完成國家安全立法逼在眉睫,同時有必要會同中央建立健全反外部干預的協同機制,以確保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達致“長治久安”。筆者十分認同饒教授立法的觀點。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筆者想的是中小學該如何宣傳和教育,以提升年輕人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

一、校長應帶頭講好中國故事
就宣傳而言,校長應敢於站出來講好兩岸四地的中國故事。就以最近抗疫事件為例,校長可引導學生從地域人口、政治體制、民族特性和我國對世界各國的支援來觀察中國。這將有助確定立場、樹立榜樣、領導教師切實做好國民教育工作。

第一,地大人多是優勢。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故當疫情爆發時,我們可迴旋進退的空間比較大。今年一月底,數以億計的同胞剛好從城市四散回鄉過年,間接降低了城市人口的密度及突如其來的醫療負荷。而中央政府又可以根據實況,從全國各地調配疫區所需的人員和物資支援湖北;工程人員更是以“中國速度”,在短短十天內就參照“小湯山模式”,在武漢搭建起專治新冠肺炎病人的“雷神山醫院”、“火神山醫院”和多所“方艙醫院”,這為抗疫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第二,政治和社會制度優越。兩岸四地實行不同的政治體制,從是次抗疫表現看來,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以人為本”的治國方針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央一聲令下,1100多萬人的武漢馬上封城,之後14億同胞又居家隔離,防疫工作更是精準到每區每戶每人。當有懷疑個案,由檢測到醫治,所有費用也是由國家承擔,病人不需付出一分一毫。縱使經濟損失慘重、政府負擔沉重,但很快就控制了疫情,挽救了無數人民的生命。此乃人類歷史上的創舉,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做得到。

第三,中華民族凝聚力強。中華民族素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優良傳統。當湖北爆發疫情,全國各省各市和解放軍部隊源源不絕地運送醫療物資和生活用品支援湖北外,4萬3千多個醫護人員更奮不顧身成為逆行者,對口馳援湖北各地醫院。當抗疫物資不足時,各地相關企業的員工遂放棄春節假期,日以繼夜地生產防護裝備和抗疫藥物。當中實在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值得校長拿來和學生分享。
第四,中國人素有大愛美德。《大學》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中國人的責任意識和擔當有為有歷史淵源。在國內大難未愈,眼淚未乾的情況下,我國對抗疫物資的需求仍然很大,但在力能所及的情況下,中國幾乎做到有求必應,直至3月底已捐贈100多億美元的抗疫物資支援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而且還持續派出各省市的醫療隊伍,對口支援各友好國家抗疫。又當確定武漢疫情爆發,中國隨即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政府防備,並毫無保留地與之分享抗疫經驗(包括病毒DNA、治療方法和防疫策略等);單是美國,中國由1月初疫情爆發初期起,就與之持續溝通了30多次。此方面的表現,贏得世界多國政府和醫療機構高度的評價。

二、教師應真情引導學生認祖歸宗
校長主動宣講,能為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定調。惟仍需教師配合,做好以下三方面的教育工作,才能讓學生從認識到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首先,教師應引導學生建立“根在中國”的觀念。那麼,詳今略古、客觀而深入地認識近代國史乃刻不容緩,而學習重點須引導學生釐清以下幾道糾結已久的關鍵問題:第一,香港成為殖民地的歷史背景;第二,開埠以來香港人口的變遷;第三,國共內戰和共產黨執政的經過;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內涵;第五,“文化大革命”、“89六四”等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第六,“改革開放”和“民族復興”的國策方略;第七,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等。除了國史教育,傳統文化教育同樣重要。在中國語文科,教師應糾正當前側重講解技巧與方法,而忽略引導學生欣賞文章詩辭的優美及其所包含的傳統文化內涵。小學常識科和中學地理科教師也應一改目前碎片化的課程組織和隨機化的教學模式,在小學常識科和初中地理科加入“認識祖國”和“中國地理”學習單元,系統化地教導學生認識祖國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活動。只有做好中史、中文、常識和地理科教育,才能引導年輕人認祖歸宗,找到自己的“根”,而不至於在全球化下迷失了自身的國民身份。

其次,教師應引導學生認識“一國兩制”的理念。小學常識科、中學社會及人文學科和高中通識科教師,宜引導學生全面而客觀地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內涵,尤其是要釐清“一國”和“兩制”的辯證關係,讓大家都明白“一國”是前提,“兩制”是結果的政治現實,以及香港和北京存在著地方與中央的政治關係和憲法聯繫。當談到內地政治和社會問題時,或許有學生會對內地的政治制度或社會事件提出諸多批評,惟教師首先要引導學生求證資訊的真偽,然後作出多角度分析和批評性思考。教師更應糾正所謂“政治中立”的教學取態,並要基於道德良知和專業知識作出合乎道德,合乎社會、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價值引導。當學生的判斷或價值觀出現偏差,教師要敢於指出並加以糾正。只有這樣,才能引導學生作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抉擇,並且建立起正確的國民意識。

最後,教師應積極組織兩地師生交流,增強同胞互信。自2004年至今,在教育局、內地政府部門及兩地民間團體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至今已近700所學校與內地學校締結姊妹關係。教師應把握此契機,並善用政府每年15萬的專項撥款,積極帶動學生北上交流,藉此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並建立起兩地同胞的情誼。惟當前不少交流活動走向形式化,教師在設計活動時應多花心思,例如學生到訪內地學校前,預先做好配對工作,以便到訪時兩地學生可以進行深度交流(包括課堂體驗、文化和體育切磋、社區探訪、配對留宿、合作研究等);回港後又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視像對話,交流學習成果;更可借助兩地近月停課而運用“釘釘”和“Zoom”的經驗,進一步擴大教與學的空間,加強兩地師生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除此之外,校長和教師層面的專業交流(例如互訪和借調)也值得探討。當然,這還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作出調整和配合。

三、教育當局須制定好“去殖民化教育”政策
教育當局須從詳計議,制定出適切的政策,並領導學校切實做好去殖民化教育工作。香港於1997年回歸祖國,當初為了追求順利過渡和社會穩定,加上缺乏政治觸覺的治港人才和缺乏教育識見的專業領導,故大家只會叫“世界變了,香港的教育制度非變不可”,於是提出翻天覆地的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務求與世界接軌,為未來培養人才。惟這些掌舵人卻有意無意忽略了眼前的事實,香港也變了,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特別行政區,故應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進行去殖民化教育。事到如今,當權的政治人物和教育官員應該痛定思痛、亡羊補牢,並且徹底改革當前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利益代表制,引入一些有心有力的教育專家和政府官員好好研究,制定好由幼稚園到大學的去殖民化教育政策,作為香港未來教育改革和課程改革的焦點。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再出現類似教師在課堂上板書時用簡體字、學校在推行普教中都會受到無理攻擊,及教師帶隊回內地交流要面對政治壓力的畸形現象。
誠如梁啟超所言:“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著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走。”如果我們再不驚醒,做好去殖民化教育工作,香港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將持續被別有用心的政客、記者、律師、社工和教師所洗腦,變得偏激、暴淚,最終跌落反社會、反國家的深淵而無法自拔,類似2019年發生的政治暴動將反復發生。

簡言之,要想香港長治久安,繁榮昌盛,必須立足“一個中國”的教育思想,然後再顧及兩制進行文化相容。當前香港學校最核心的教育議題,就是要引導學生認清“我是誰?”換個角度說,即社會要解答:我們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毋庸置疑,香港學校需培養具“國際視野的中國人”,這是國民教育的重中之重。這個議題不達成共識,將會持續禍害下一代,禍亂整個香港的人心,進而殃及民族大業!

四、官民合作,共同做好國民教育工作
朱永新教授曾說:“站在教室講臺前的那個人,決定著教育的基本品質。”是故,縱使學校外面噪音很多,推行國民教育困難重重,惟站在禮堂講臺上的校長、站在課室教壇前的老師,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做好國民教育工作,關鍵是你是否有“勇氣和決心”求真擇善、迎難而上?你是否有“良知和識見”,一切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並以客觀事實為基礎,對學生進行教育?然而,單靠教師的力量還是不夠,社會尤其是教育當局需要為學校創設一個有利於國民教育的外部環境和政策支持,而非單純以口頭呼籲和撥款支持應付了事。更重要的是要拿出真本領,領導學校切切實實把國民教育落實到課程與教學層面。“2012年國教事件”、“2014年佔中運動”和“2019年反修例暴動”一再敲響了警鐘,提醒教育當局必須履行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強而有力地領導幼稚園到大學共同做好去殖民化教育工作,否則這些高薪厚職的教育官員將愧對社會、愧對國家、愧對中華民族!

作者: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博士
(原文刊於《教育佳》雙周刊)